遇见天目山开篇之二 天目毓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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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03月2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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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山势而出,勺水南流。这个头开得漂亮。

顺山势而出,勺水南流。这个头开得漂亮。

浙江在线11月25日讯 前一篇是说天目山的“地理”,这一篇,以外形的“山”为支点,过渡到“勺”这个可以深入的“人文”。

很多人都知道,杭州的山势,绵延而来,是在天目山开头的。天目两峰,顶各一池,左右相应——上可“洞天”,下可祐人。

山势能看出运势,能昭示繁盛——从这个角度来说,杭州的幽而不闭、文而不阴、荣而不破,或许和天目山是有关的。

所以,更加应该由外及里地去读一读天目山:除了山势,更要读的因山势情景而来的人文的内核。青青其来,夏繁冬消;卿卿其里,浑沌不灭。内里,才是支撑天目山真正的力量。

4000年前的这个人,不能忘记,他是我们很多浙江人,特别是杭州人的祖先。记不住他,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。

这个人叫禹,黄帝的玄孙。

这一天,禹的心情特别好:“登茅山以朝四方,群臣欢乐(《吴越春秋》)”。在统领各个部落之前,他已经代父“执政”37年。而今,洪兽已降,天下大定。定,因洪水;出,因洪水——他受命于中国史前的危难之时,“以铜为兵。凿伊阙,通龙门,决江导河,东注于海(《越绝书》卷11)”。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抗灾救世的英雄。如果不是因为洪水,他可能无法被部落成员推为首领——和曾祖黄帝的“五十二战天下咸服(《史记五帝本纪》)”不同,不靠武力而获得部落联盟首领,禹是一个突出的例外。

这个“例外”征服了始皇帝赢政。

秦始皇曾五次南巡,公元前210年的这一次是最后一次。“上会稽,祭大禹,望于南海,而立石刻(《秦始皇本纪》)”。这个心有天下的男人曾登天目众山。

古会稽山到底在哪里?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争论,争论中有一部分专家通过考据(《史记河渠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越绝书地传》等)的材料后认为:会稽山,由大禹在大会诸夷后,将茅山(防风山)改名而得,防风山在古防风国,古防风国在湖州,属天目山系。

两个最伟大的王以一种近乎神交的姿势在天目山边对视。他们到底对聊了一些什么没人知道,知晓的是一个“九江已疏、葬会稽之山。”一个正在刻碑“明法规、颂秦德”。勺水出焉,其水南流,江兮山兮无可见。赢政这一拜,隔空已是2000年。

整整1500年后,官至一品的赵孟頫来了,任江浙儒学提举——掌地方儒学,一个并不大的官,从五品。

真正“认识”赵孟頫的人应当知道这些事。

公元1311,赵孟頫57岁,应召赴京。千里劳顿到达大都四个月后,一路跟随的长子赵亮病逝。赵孟頫“老来丧子”苦不苦?他写过一封信,“十月十九日到大都长儿得嗽疾寒热,二月十三日竟成长往,六十之年,数千里之外,罹此荼毒”仅几年后,人事再殇,“孟頫不幸,正月廿日幼女夭亡”,他“每一念之,悲不能胜。”又几年后的延佑六年(1319年),夫人管道昇病逝于临清舟中。赵孟頫又写信,他说“如空华然”。

在那个朝代,唯一的安慰,只有信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赵孟頫写了五封信,一封封都捎到了天目山,写给了“中峰和上”。

“中峰和上”,杭州钱塘人,赵孟頫及其夫人管道昇都是他的弟子。他15岁出家,24岁“径往天目山之‘死关’,参谒高峰禅师,肋不沾席,为元代临济宗一代祖师,圆寂后被仁宗赐谥“普应国师”,被尊“江南古佛”。

天目山中峰禅师之于尘世赵孟頫,他们之间并不对等:一个为“引”,一个为“悟”;一个足够的豁达,另一个足够的谦逊。

中峰和尚作《勉学赋》:“古人学才学艺,而极于达道;今人负学道之名,反流于才艺”;赵孟頫则切实地将中峰和尚看作自己精神提升、了脱生死的导师,在天目山找到了“暗室之薪烛,迷途之向导”。

最后一次给中峰禅师写信是1322年闰五月二十日。这一封信依然送到了天目山。

“贱体亦为老病所缠第二书报以中示寂,不觉失声惠茶领次知感,因大拙还,草草具答,时中为珍重之祝”

这封信写于赵孟頫去世前半个月,是冥定的告别:似乎在反观过往,又似乎在述说牵挂和感伤。

信至天目山,情悲切,人已走。

一座山,是因为有某个人的存在而变得神秘且令人向往。

比如徐霞客,他来了,他走了。他和赢政、赵孟頫一样,把最后的一次留给了天目山。

明崇祯九年(1636年),49岁的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的万里征程。他从杭州松木场出发,经仓前等进入临安。十月初三日、初四、初五都在於潜、昌化等地游行,步行里程近200里。他本想西行淳安,无奈王二逃走,他“不便于陆”,于十月十六日抵常山。

不知道徐霞客来临安和当地一个叫徐嘉泰的人修的志是否有关。嘉泰字道亨,循州人,於潜县知县。

明代的山志达到52种,《天目山志》尤其引人注意——光此一志,在明代曾6次纂修。

我曾引用过该志书中的《奉旨祷雨龙池》,志书说它的作者是“元达鲁花赤”。四五年前,在安徽宁国看到光绪二十八年纂修的《虞氏宗谱》,却说诗的作者是南宋虞俦——1201年江南大旱时,宁宗皇帝曾遣虞俦至天目山龙池祈雨、谢雨,夜宿至道宫时,虞俦题诗(《全宋诗》题作《法妙观》)于墙:钟山畴昔愧移文,移驾宁容更浃旬。忽讶片云池上起,元来却是雨留人。

当然,一首诗只是个插曲,完全不影响这一部四卷被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》的《天目山志》的地位——它如此完整、系统地归纳了天目山,又在那么不容易的年代收集了如此多的地理和人文信息。正是这些信息让天目山被众多人所知,并让众多的所知者谦谦而来。

那个时候,杭州於潜人谁都知道,这部志书的总指挥是徐嘉泰。但谁都忘了,这个徐嘉泰是文可“清波如丝”的知县徐嘉泰。他不是在做官,而是实实在在地编了一部山志。以前没有,之后的清代百年,也再没有。

但,不要紧,天目山已经被世界的目光包围。

徐悲鸿、叶浅予、沙孟海、陆俨少的诗书画在展;石刻、经刻和碑铭还在;浙西民族文化馆、《民族日报》、第一临时中学、慈幼院的影响依然绵延不绝。

要关注的还有高原之背、大海之外:多国政要都曾在不同时期因了天目山的缘分来到临安来到杭州;有关杜立特的故事已经持续讲了一个多甲子;更多的山那头、水那边的国际友人驻足、体会,并爱上了天目山

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天目山如此执着?是不是因为天目山的林静、水清、山奇?是不是因为天目山的包容、天真和厚重?还是因为,不管是谁,都能在这座山里找到一个真正的你和我?

山,其实和人一样,存在的最后都是心性——不管今后如何重要,总会有一天你会想从热闹中抽离,去往一个和高山流水对歌的地方。

顺山而出,方能勺水清流;参见内里,才能洞晓天地。

如此看来,我们都需要一次人文身份的“遇见”:从一个你熟悉的起点,到另外一个率真的结局。

这个“遇见”的过程,才是天目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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